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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知青

安徽东至上海知青联谊理事会主办

 
 
 

日志

 
 

“十八岁......”----------------------------何建新  

2018-02-14 19:04:03|  分类: 香隅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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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hejianxing7《“十八岁......”》
          
         我每天都有看上海电视台《综合新闻》“早新闻”“午间新闻”和“新闻坊”的习惯,也常常参加节日栏中“和您聊一聊.今日话题”的讨论,并屡次获小奖,是否获奖倒没在意,只是一种闲时的消遣和乐趣罢了。
          一天早晨,我坐在桌旁捡菜,眼睛也没闲着,不时瞄几眼正播放中的“早新闻”节目,捕捉屏幕下方一闪而过的字幕。这天“和您聊一聊”的主题是“谈谈你的十八岁”,一下子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并且感慨良多。
         看来有不少电视观众和我一样,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纷纷写下了自己的留言:“十八岁,我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十八岁,我开始了甜蜜的初恋”、“十八岁,我有了第一份工作,拿到了用自己劳动挣来的第一份工资”......
          真羡慕他们的“十八岁”啊!
           当然也有不如意的。
          每一个人都会有他的“十八岁”,不管是甜蜜还是苦涩的,都会留下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虽然“十八岁”离今已五十年,很遥远了,但它仍让我记忆犹新。
           我和大多数同时代同龄人有过怎样的“十八岁”呢?
            五十年前,我们这些“知青”有的刚刚十八岁,有的还只有十六七岁。我那时十七周岁,是“老三届”的毕业生,由当时形势使然,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会,被动员去“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干革命”。
         那年新年伊始,离春节只有十几天,我们五百多人乘坐“东方红6号”长江上飘流了几十小时,终于在第三天下昏暗雪色中停靠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镇上的一个粮库里“落宿”:人累了,也顾不上脏与否,粮包上倦身一团,用几条旧麻袋盖身就睡下了,正值三九的冬夜特别寒冷,大家半夜都冻醒了好几回!第二天上午,又被分别送往分布于东南西北的各个乡村。
         上海今年下了据说是五年来“最大的雪”,令许多上海人欣喜不已,但与我下乡插队那年相比,实在只能算“小巫见大巫”。我们要去的生产队派出四位村民到船码头来迎接,任务是为我们引路,还为我们这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里娃”挑行李。踏着近十公分厚的积雪,经过几十里的艰难行程,天黑时终于来到了目的地,一个闪烁着昏暗烛光的小山村。那时除了个别“较富”的农户,大多数人家的“灯”就是用一只碗装半碗菜油,里面放一根粗棉线,点燃被油浸透的棉线,就会发出微弱的亮光,还散发出一缕缕黑色的油烟,把“干打垒”黄褐色的墙面上熏黑一块。
        我们初来时点的也是这样的菜油灯,后来用父母寄来的钱去供销社买来煤油和煤油灯,晚上才感到亮堂多了。
        那个名叫“竹窠”的小山村人不多,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却分散在三处,地多人少,出门就可以看到小山坡,再往前走,就是一片连绵的高山,村民们平时烧的柴和冬天取暖用的木炭都取之于此。
        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在当地算是一个比较“富裕”的队。记得当年每十分“工”的分红值是七角三分,第二年的分值是五角七分,而其它不少生产队的十分“工”分红值只有二、三角,三、四角,有个靠湖边的生产队因土地庄稼经常被水淹,十分“工”值有一年仅是八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的价值还不够买一斤大米!因此那个生产队大多数家庭辛苦一年,到年终“分红”时,不但没有分到钱,反而倒欠了生产队一大笔钱!但我所插队的那个队,除了从生产队中分得的粮食和菜籽、芝麻等油料以外,半数以上的家庭年终还可分得几十、几百元不等的“分红”,一年下来,我分得了八十多元,其她三位女知青也分得了五六十元。村民们平时吃的菜都是家中自留地里种的,鸡蛋是自己家养的鸡生的,每家都养一、二头或二、三头猪,过年杀了,除了吃掉卖掉,剩下的肉腌成腊肉。平时村民们都很少吃肉,只有逢年过节婚嫁喜事或插秧收割这样的农忙日才舍得割点肉吃吃。分红所得几百元仅用于购些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及添置少量的衣服,因此半数村民家庭倒也可基本维持“收支平衡”。
          我下乡的时候,那个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住的是青砖瓦房,一般都是三开间,有的后面还搭出一小披间作厨房,中间是“堂屋”即客厅,旁边两边是卧室。多数村民住的是未经烧制的土砖砌墙、顶盖小瓦片或茅草的房屋,生产队里给我们盖的也是这样的房子,还有的房屋墙是用红泥黄泥打压出来的“干打垒”,屋顶也是盖的茅草,据说能“冬暖夏凉”!
          这就是我十八岁时生活过的那个小山村。
           “城市娃”来到乡村要过的第一道关口就是生活关。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些“知青”大多出身于普通家庭,过去生活环境也并非“养尊处优”,虽然当年还不满十八岁,身上娇气却不多,与现在的同龄人相比,要成熟、“能干”得多。这是因为父母是“双职工”,多数人很小就要帮助家里做一些家务。譬如我,十一二岁就学会了生煤球炉、烧饭、洗菜、洗衣,不过,米、菜和煤球(饼)是从粮店、菜场和煤店里买来现成的,所以做这些家务事还不感太难。而到了农村,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都需要重新学起自己动手,才能解决肚子问题。
         最初一个星期,我们烧饭用的柴是生产队长派人送来的,过后,就需要我们自己上山砍柴劈柴,解决燃料问题,于是下乡不久我们几个知青就请了一天假,跟在村民后面集体上山砍柴。上山本没有路,山高路陡,人们一年年上山砍树砍柴,有的还要用柴刀砍去两边的刺荆,才“砍”出、踩出一条路来。那时,当地人口稀少,山上植被茂盛,还有一些小野兽出没。有一次我独自一人上山砍柴,累了就坐在地上休息,山上的风一阵接一阵刮来,吹得树枝大幅度摇晃,发出的声音大得森人,忽然树林中还不时窜过一二只不知名的小动物,吓得我心惊肉跳。好不容易砍了百把斤柴,下山时感觉越挑越重,肩膀都被压肿了,恨不得将柴弃之而去,但想到“家”中将因无柴而断了炊烟,只好咬着牙耸着肩坚持挑下山......
        在城里的家中,我们大多也会生煤球(煤饼)炉,烧饭等,但来到农村后,因为从来没有烧过柴,最初老点不着火,好不容易点着了,又因为加多了柴使火苗窜不上来,浓烟从灶门口冒出,呛得我们不停地淌眼泪流鼻涕。后来村民给我们说了一个实用的俚语:“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才使我们脑子开了窍。
        初来农村时没有菜吃,老乡们常常送来自家腌制的咸菜、酸豆角,有时还摘来几把自留地里的新鲜蔬菜,再加上自己带来的酱菜,还有父母家人从口中省下来的咸鱼咸肉及罐头食品,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些东西总要吃完的,要“扎”下根来,只有靠“自力更生”。我们在生产队分给的几分自留地上种下了南瓜、豆角、山芋、青菜等几样简单易种的蔬菜,在随后的二年中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生产队里分的菜籽打成的油根本不够吃,平时炒菜只能精打细算,省了又省,为了省着吃,常常待菜炒熟了,再在上面浇几滴油,即使这样也有断油的时候,只好像当地人说的那样“炒红锅”——不放油干炒!有时自留地里的菜来不及生长,偶尔也有仅用盐炒了下饭的。知青户没有养鸡鸭猪,肚子里没油实在馋得发慌,就用父母寄来的每月三五元零用钱去七八里外的镇上买些鱼肉打打牙祭。
       下乡前半年,作为过渡阶段的临时政策,政府有关部门每月定量供应我们每人37斤大米,走几里路去粮站就可购买,比当地村民优待多了。半年过后就得享受“村民待遇了”:“男劳力”每年580斤稻谷,“女劳力”480斤,孩子或“非劳力”的口粮标准更低一些,一斤稻最多能出七两米,由于缺少油荤,一年五百斤稻三百五十斤米,对我们这样正处长身体的青少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父母和家人每年还要省出一些粮票来支援我们。稻谷变成米,还有一个“碾米”过程。最初很少有电动打米机,碾米靠人工加“牛工”:从生产队借来一头牛,蒙住牛的眼睛,驱赶它拉着大磨盘不停地转圈碾压稻谷,然后用手摇动鼓风机将米和壳、糠分离。这个过程,别说从小生活在城市的青少年,即使现在生在农村和长大的青少年甚至中年人也未必都见识过,我们这些当年十七八岁的“知青”却这样用最原始的工具自己动手解决了“吃饭问题”。
         过生活关不易,过艰苦的劳动关更难。
          来到农村后不久我们就参加了生产队的生产劳动:拾牛粪积肥,拔秧,插秧,耘田,收割,打稻,去长江边挑土修坝......,凡是村民们干的活,我们几乎都要干,都干过。早春二月的风还凛冽刺骨,我们就和村民们一起赤了脚浸在田里平整田地;早稻拔秧插秧时,田里的水还冰凉,刚下水时不禁全身一阵颤抖;早稻收割晚稻插秧时的“双抢”,更是忙得“披星戴月”——凌晨三四点钟,队长催人们起床的叫子就令人胆战心惊地吹响了,只好强迫自己从迷迷糊糊的睡梦中睁开眼睛,稍事洗漱后就被队长第二遍叫子催去出工了,在田里干了一二个小时的活,天色才刚刚开始亮起来;到了吃早饭的时间,要抓紧时间回“家”点火烧饭;中午从田里回来,累得全身每一根骨头都酸痛得直不起腰来,虽然肚子早就饿了,却因睡眠不足和劳累,顾不上吃饭,先用水随便冲冲脚上的泥浆,靠在在床上小睡一会,然后胡乱扒几口饭就又要出工了;收工的时候已是晚上七八点,回来后又要赶紧点火烧饭,又要忙着洗澡洗衣,吃完饭后坐一会就马上吹灯睡觉!
         那时知青们的生活甚至比很多村民都要紧张辛苦,因为一般村民家庭都会留一位中老年妇女在家烧饭洗衣整理家务,男女劳力出工回家后基本用不做家务,而我们一切都要靠自己来打理。好心的生产队长看到这种情况后很同情,劝我们留一人在家搞后勤。但一个“知青户”并不是一“家”人,很难协调好,而且即使每天出工也仅仅勉强使年终分红不超支,如果留一人搞后勤,大家就可能会连口粮钱都挣不够!
         幸运的是,下乡几个月后,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让我去村办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直至被“招工”离开。因此,我比其他同时下乡的知青要少受不少苦,也可以利用去村小学上课前的时间,帮助烧水烧饭炒菜,做一点后勤工作,也算是为其他知青减轻了一点负担。
        相比于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环境,那时让大家最苦闷和迷惘的是:前途在哪?出路在哪?
        我们这个点的知青都算是比较幸运的,下乡不到二年就陆续被招工离开了,有些知青在那里一待就是四五年、五六年、七八年,最长的竟长达十年!
        这就是我和我们这一代多数人的“十八岁”!
        一晃眼,半个世纪就过去了,当年的青葱少年都已进入老年,但十七八岁时那段经历却是刻划在这一代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痕迹。当初无奈的选择,现在却被有些人作为“炫耀”的资本唱起了高调,对此我和很多当年的老知青一样,不以为然并且很反感。如果一定要说“十八岁”时有什么收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些有过“下乡插队”经历的人对“苦难”的承受力更强。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工作中,尽管也有过坎坎坷坷,“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比起“十八岁”时的经历,觉得一切磨难和挫折都是算不了什么的“小事”,就像“红灯记”中李玉和一名著名台词所说的那样:“......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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